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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

编辑:超级管理员发布日期:2013-08-06 10:15:00

 

牟钟鉴中学学籍档案小考

牟钟鉴教授是当今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曾获邀给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讲解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几十年从事国学研究,著作等身。这位从菲律宾sunbet开户走出去的伟大学者,在中学时代就崭露了他卓越的能力和优秀的品质,不仅在初中阶段是优秀的少先大队干部,在高中更是全面发展,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1957年牟钟鉴以当年烟台市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并在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毕业56年了,这位古稀老者回忆起当年二中求学的点点滴滴仍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与他保持联络的同期校友们无不为他超人的记忆力惊叹不已。编者翻阅校史资料,找到牟钟鉴教授当年的所在班级高中三级二班的学生学籍簿,那些珍贵的文字和数字再现了当年的“三好学生”牟钟鉴。资料显示,牟教授出生于1939316日,籍贯烟台芝水,初中阶段就读于菲律宾sunbet开户初中部并于195415日光荣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9月考入菲律宾sunbet开户高中部,当时只有15岁,是班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高中三年牟钟鉴学习了包含语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达尔文理论基础、社会科学、化学、物理等学科的16门课程,其中语文、代数、历史、社会科学、外国语等学科成绩三年全优(5分制),这样的成绩凸显了他在语言表达、历史思辨、逻辑推理等方面的天赋和他的兴趣所在,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具备的学者潜质。二中浓厚的学习氛围、悠久的办学历史、丰富的课程设置、优质的师资力量都是促使牟教授后来在宗教、哲学、民族等人文学术研究和教育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的重要因素。

附:牟钟鉴学业操行成绩总簿、学籍表。



     

2012年度孔子文化奖获奖个人颁奖辞

中国文化的守望者、拓新者

他四十余年来默默恪守一个学者的本份:为人谦恭、温和,治学严谨、扎实;著书立说,培养人才;有爱心,有担当;扬正气,讲正学,走正路,办正事;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纯粹儒者的气象。

他沉潜涵泳于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汪洋大海。着力研究儒学的内涵与价值,关注儒学的现代命运和发展前景。他将仁爱、中和、尊生、诚信等理念融入当代人的生活之中,构建了“新仁学”理论,提出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的“三新之路”,以期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宏论高见,启人心智。

他潜心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探索儒释道三教文化,提出了“宗法性传统宗教”新概念,创立了“民族宗教学”新学科,为中国宗教学学科建设做了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工作,成绩斐然,贡献卓著。

他是本土文化的守望者,具有包容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在多元文明并存互动的今天,他一方面致力于振兴中华学术,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新论断;另一方面坚持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倡导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主张会通中外,融合百家,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

他修德讲学,知行合一,参与创办尼山圣源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推动学术事业的进步,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他深研中华文化,志于光大儒学,勇于开拓求新,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拓新者。

牟钟鉴孔子文化奖获奖感言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感谢世界儒学大会把本年度孔子文化奖个人奖授给了我,这是不期而至的一个大奖,它是无价的,是珍贵的高级别的奖项。我大半生中得到过若干奖励,唯有这次大奖与伟大孔子的名子直接连在一起。我知道,自己的业绩尚不足以承受如此崇高的荣誉,我宁愿把它看作是对支持我的亲人友朋群体的一种表彰,和对我今后继续奋进的一种期待。

在以往长途跋涉的岁月里,我经历过艰难、曲折和困惑。是伟大孔子的思想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还有老子智慧的帮助,他们使我确立了“修已以安人”和“返朴归真”的人生态度,以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文化、推行仁和之道为己任,不再彷徨四顾,不再为世俗偏见所迷惑,沿着“至诚无息”、“和而不流”的生命之路坚定前行。

孔子思想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人性中仁爱之心,提倡经由忠恕之道将这种爱心去爱亲友,爱他人,爱万物,推动社会走向太平。人间的苦难、社会的灾,盖由于少数人贪欲太盛,遮蔽了理性,泯灭了爱心,在冷酷和仇恨中陷于对抗和厮杀,使多数人在痛苦里煎熬。中国需要孔子,仁和之道将使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成为发达的现代文明之国。世界需要孔子,仁和之道将推动各种文明通过对话不断接近,用爱心的温暖消除纷争,实现和解。孔子仁和之道,来自人性,导向文明,它不垄断真理,能够包容多元文化,将来必定大放光彩。

敬爱孔子,学习孔子,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让我们同心同德,践行孔子的思想,迎接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在中华学术沃土上耕耘

           牟钟鉴

(作者为我校高三级2班校友,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大半生走了一条人文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之路,这条路没有大富大贵,又要长期地积累和不断地爬坡,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但我无怨无悔,而且乐在其中。学术成为我精神生命的寄托,它也是我服务社会的最好方式。这既是家庭熏陶出来的个人性情使然,也有学校教育的外部因素。我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小康之家,先辈农商兼务,但无一人为官,至祖父只留下十几间旧房和十亩多地,土改时定为上中农。传到我父亲为之一变,他喜欢古典文化而厌烦商业,对我有很大影响,这使我远离政界和商场。祖父乐善好施,父母忠厚老实、对人友善、慈孝传家,祖父与父亲都有中等程度文化,家中还留下一些四书五经供我翻阅。我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礼的道德家庭,养成了温和善良的性格和好读书勤思考的习惯。我小时曾在青岛生活五年,经历过战乱。幸运的是,建国以后我遇上了和平环境,并于1951年考入菲律宾sunbet开户,在少年时代接受了高质量的教育。

我的母校

菲律宾sunbet开户在建国之初就是名校,有一流的校长和老师,教学质量很高。有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子里。有的知识渊博,讲起课来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有的思维睿智,循循善诱,举一反三;有的亲若父母,对学生关爱备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起来,一位一位,我几乎都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来:校长杨鲁光、毕庶山,教导主任张承先、矫振三、宋延年,初中老师有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张崇蓉,以及牟新三、王自然、李琪;高中老师有语文老师蒲树源、梁维国,历史老师谈思中,地理老师宇培霖,俄语老师钟兆勋,物理老师李以普、李华南;化学老师安家骥,几何老师王明达,三角老师胡乃懿,代数老师张立绥、田玉芷,生物老师李乐山,音乐老师李友起,体育老师马钧鉴、袁懋宣,医务室有车书堂老师等等。学校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使学生生动活泼地成长,没有后来应试教育的弊病。学校生活朝气蓬勃,个性可以自由舒展。除了课堂学习,同学们还大量阅读中外古典与当代名著,还可以自由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跳集体舞、交谊舞,自编自演话剧,每日下午四点以后操场上到处都是同学在锻炼。高中《文学》课本重视古典文本训练,从《诗经选》开始,老师一字一句地讲解,同学们一首一篇地背诵,在我心中植下了古典文化的种子。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我在高中的学习成绩是文理兼优的,虽然当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并未影响我报考大学哲学专业的选择,学校和老师也非常尊重学生个人的志愿。我感谢菲律宾sunbet开户对我的培育,它使我健康地成长起来,在毕业前获得全校“三好学生”称号,高考中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从而决定了一生的路向。

我的研究

1957年9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五年之中读哲学专业本科,而后三年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其时哲学与哲学史大师云集北大哲学系,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洪谦、朱谦之、朱光潜、黄子通、宗白华、郑昕、熊伟、王宪钧、冯定等前辈,还有处于中年的张世英、朱伯、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等名家。我接受他们的熏陶或指导,加上自己勤奋努力,在哲学理论和基础知识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养成了理论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能力。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多得冯友兰先生指教,对于中华哲学传统及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思想有较系统地把握,为自己后来独立进行国学学术研究,创造了优越的条件。1966年春,我从北大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文革十年是灾难是浩劫,我曾经从死亡边缘上走了出来,但经过总结和反思,坏事变成好事,它使我得到磨炼,由幼稚变得成熟。改革开放迎来学术的春天,它给予我独立思考、发挥潜能、探索文化的广阔空间,开拓出个性化的学术之路。我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二十二年,从事哲学与宗教学的研究,都有很大收获。1987年底,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后升格为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工作,至今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它使我生活在多民族人才汇聚的友爱大家庭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和谐性,体验到人民教师的光荣,学术上开拓出民族宗教研究的新天地。我是幸运儿,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那就是我热爱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日渐改善;中国社会逐渐从挟洋自重的民族虚无主义中摆脱出来,开始礼敬自己的民族文化及其代表,我所从事的中华国学研究走出低谷,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我又生活在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随时可以得到师友相助,因而自己得以在儒学、道学、宗教学这片学术沃土上放手耕耘,取得一些积极成果,获得社会认可和好评,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培养与期望。当然,我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过人的才华和了不起的业绩,不足之处尚多,只不过是尽心尽力了而已,学问是没有止境的。我在长年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不喜欢深与晦涩,而喜欢深刻与明达;我不喜欢虚玄与细琐,而喜欢切实与中肯;我不喜欢偏激与武断,而喜欢平和与周全;我不喜欢食洋不化,而喜欢文化自尊。

我在研究、教学和社会工作上值得肯定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以九年之功,撰写了一部九十万字的《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作)。以往也有几部类似作品,但很简略,或者欠缺较多。这部书则具有广博性、整体性,包含了中国历史上各奖,成为许多大学宗教学专业必备参考书和研究生考试主要参考书之一,受到广泛欢迎。中国宗教是长期被中国历史学和文化史学所忽略所贬抑的领域,西方学者也多有曲解和漠视。《中国宗教通史》对于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宗教传统和外国人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宗教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该书在美国已受到重视。

第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支撑,受到有关部门和干部的欢迎,为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写作出版了《探索宗教》、《宗教与文化》等专书,发表了《宗教文化论》、《宗教和谐论》、《宗教生态论》等论文,意在清理苏联模式“宗教鸦片论”、“宗教残余论”的影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把它中国化,强调中国社会主义者要以理性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宗教,并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作为国家宗教局干部培训中心的兼职教授,我经常应邀为各地民族宗教工作干部讲解宗教理论与政策。200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研究宗教问题,我应邀参加了这次学习活动。新华社19日电是这样表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和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对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央这次学习之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

第三,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华文化与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其中儒家是主干,儒道互补是底色,儒佛道三教共生是核心,民间信仰是土壤,然后接纳各种外来宗教和文化,形成多样、和谐、互摄的良性生态。它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具有仁和、尚德精神。在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当今,世界强权主义横行、极端主义泛滥、文明冲突不断,因而人类和平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模式可以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资源,为世界文明对话做出榜样,展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伟大意义。用“多元通和”来表述中华思想文化生态模式,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并在实际上推动了文明对话。表现多元通和优良传统的作品《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册(其中我撰写了一册半)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被列入首批国家社科基金文库。

第四,从1979年起,参与中国宗教学的创建与发展,努力使它成为高校重要人文学科之一。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宗教和中国哲学研究与教学期间,与朋友一起,着手建设宗教学专业,使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教学学科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建立了硕士点和博士点,在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在宗教学界有一席之地。又为研究生和本科生授课,亲自指导了29名博士和11名硕士,他们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都有出色表现,自己甚为宽慰。在实施“985二期工程”中,担任中央民大“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将民族学与宗教学结合起来,创立中国民族宗教学,搭建起初步框架结构,为宗教学增添一新的学科分支,已得到学界认可,并开始对民族宗教工作发生积极影响。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又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鉴于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交织,建设好民族宗教学便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工作得到很多奖励,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称号。

第五,我长期致力于儒家文化研究,把它看作是弘扬中华精神的首要任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参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九十年代中期又参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工作,曾任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在谷牧会长领导下,努力推动儒学研究,并使之服务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曾赴美国、韩国、日本与新加坡访问,在哈佛大学讲论,推动孔子儒学走向世界。我致力于打破国粹主义的固陋,也超越反孔批儒的偏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探索儒学新的理论形态。我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能留,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能丢,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要有”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我认为仁学是儒学的精华,写出了《新仁学构想》的专论,试图构建新的仁学理论体系,提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的基本命题,在报刊上发表后引起热议,推动了儒学的创新。我阐释了儒佛道三家的中和之道,向社会发出“让温和主义在当代流行起来”的呼吁,并提出“温和无神论”的概念,用以纠正“战斗无神论”的偏失。朋友们在山东泗水创建尼山圣源书院,推举我为首任院长,如今已有五年,书院为弘扬儒学精华、开展文明对话、培养国学人才,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已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2012年9月,在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合办的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我获得了孔子文化奖个人奖。这是迄今我获得的最高奖项,它和伟大孔子的名字连在一起,使我深受鼓舞。

第六,我长期研究道文化,认为孔老相携、儒道互补是中国精神的一体两面。出版了《老子新说》,对《老子》八十一章作了新的解释,由于贴近现实,成为热销书。道家和道教的关系错综复杂,学界众说纷纭。我撰文论述道家与道教的异同,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道家如何道教化,道教又如何不断回归道家,澄清了一系列误解。我写了《中国道教》,主编了《道教通论》,并与山东学界朋友一起申报实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写作出版了《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这部书起了为山东全真道研究开路的作用,获得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被聘为中国道教学院讲座教授,为之培养研究生,与道教界爱国人士结成深厚友谊。我参与了2007年在西安和香港举行的国际道德经论坛的筹划和活动,并在论坛上作了《道——通往和谐之路》的发言,感受到老子走向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我写过《丘祖精神不朽》的文章,表彰丘处机远赴雪山、劝戒成吉思汗、一言止杀的功绩和“志道苦修”、“仁厚爱民”、“慈勇自尊”、“朴实纯正”、“谦和包容”的精神,又以此题在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京师人文宗教讲堂”上作了演讲,受到欢迎。前些年我常去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讲学,也常去台湾作学术访问,参加两岸道教文化交流研讨,为加固两岸文化纽带做一些实事。

我的使命

我向来不习惯于自我表扬,这次是例外了。《胶东人物》杂志张春树先生不仅是近亲,还是我在菲律宾sunbet开户的校友,他恳切邀我写文多谈成绩,我无法拒绝。我要以此向烟台家乡父老和二中的老师们作一次汇报,交一份答卷,说明自己作为生活在北京的胶东人,在做人做事上对得起他们的栽培,只是做得还不够好不够多,如果乡亲和老师们能给一个合格或良好的评语,我就满足了。我知道,我的上述事迹若放在中华复兴的大事业中看,那是微不足道的。我还知道,自以为好的观点好的事情未必是圆满的。老子说:“大成若缺”,最好的事物都有欠缺。我不是完美主义者,我了解自己的局限性,我之所想所为只能是一家之言、一家之行。但我能自信地说,我的言行发自内心、出于真诚,饱含着人生体验和文化理想,它是我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我认为社会给予我的关照和荣誉超过我对社会做出的贡献,需要怀抱感恩之心。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中华文化的探索者,在探索中反思,在探索中创新。我已过古稀之年,只要生命不息,就会探索不止。我将继续在学术沃土上耕耘,尽量多撒播文化良种,让它们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供给人们一些有益的精神食粮。